老编的话：武汉今日解封，大疫已近尾声。此刻，14亿国人应该铭记的，除了那些驰援湖北、逆行武汉的白衣天使，就是做出重大自我牺牲的武汉市民。本号转载知名摄影家刘宇先生行走武汉三镇的一组摄影手记，表达我们对武汉市民的敬意。
刘宇（陈黎明摄）
刘宇，1979年入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83年毕业分配至新华社。先后任新华社总社、伦敦分社、华盛顿分社摄影记者，摄影部采访室、国际室主任。现任中国文联摄影艺术中心主任。
武汉手记
转载微信公号刘宇别有所图
题记：如果现在不记下来，我怕将来会忘记。
十四万万同胞会记得
4月4日
今天一早就出门了，到儿童医院拍摄新生的宝宝。这个题材早几天就已经预约，不好再改时间。路过球场路的时候，路边的花店开了，卖的大多是菊花。
在医院拍摄时，我一直在看表，希望不要错过十点。匆匆拍了些照片，加了新妈妈的微信就从医院出来了，这时已经九点半。我想了一下，还是去武汉市中心医院吧。一个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女孩为烈士们献上了一束鲜花，卡片上除了烈士的姓名，留言是：十四万万同胞会记得。
10点整，街上的车辆、行人全部停下来，车笛鸣响，我记下了时间：4分14秒。 女孩离开的时候，我加了微信，她用的是实名：祝恒。下午回到驻地，我拨通语音，下面是祝恒的话：我是深圳大学建筑规划学院二年级的硕士研究生。1月14日，回到武汉过年，我和男朋友两家都没有确诊新冠肺炎的人。我当志愿者那个社区有五个小区，8千多居民中确诊了四十例。因为是远城区，还算是比较少的。二月初，我男朋友的奶奶和姑姑相继发烧，就特别紧张。开始他奶奶非要闹着去医院，到真发烧的时候，就不敢去了。他家有三个房间，五口人住在一起，他奶奶和姑姑各住一间房，他和爸爸、妈妈三个人睡一张床，就是为了隔离。我和他一星期都没有说过几句话，就是没有心情；他不跟我说，我也不敢跟他说。
我是3月1日上岗当志愿者的。其实2月初就报了武汉市共青团组织的志愿服务，没有要我，可能是为了保护我们这些没有专业知识的人吧。那时，武汉人想的就是活下来；二月底之后情况好一些了，到3月初，在做好基本防护的情况下，才敢让普通志愿者上了一大批，就是为了提升居民生活的幸福程度。
我偷偷跟你讲，我在广东、男朋友在江苏上学。我报志愿者的时候，其实是想给我男朋友做一点事的，但是我过不去。我觉得要站出来，让大家都能被保护得很好；那么也会有人替我，在他的社区去保护他们。这是我当时的一个想法。
昨天早晨，我看到清明节被设立为全国哀悼日的消息。李文亮医生2月初去世的时候，有人凌晨去给他送了花，那时我就想去了。但我还是个学生，我没有车，也出不了小区。现在放开一点了，我想应该过去了。
我看过挺多历史剧的，是在一个叫《惊蛰》的电视剧里听到“四万万”这个词的，里面的共产党员对的暗号就是：“人走了，谁会记得？”——“四万万同胞会记得”。我觉得“同胞”是个有历史印记的词，那个时候打仗牺牲，管自己同一个国家的人叫“同胞”，把人数称作“万万“。我用这个词是想说，中华儿女的精神从建立新中国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变。哪怕我们的人口增长了，经济增长了怎样怎样，但是我们还是一条心，所以我想用这个当年的词汇，表达虽然我们往前走了，但是不能忘记初心。
二月初，李文亮医生去世，微博爆了；两个月过去，他不在微博热搜的第一名了，那群众忘记了吗？没有忘记，也不会忘记，他是不会被时间磨灭的。互联网上有一句很流行的话是，人的记忆是很短暂的。比如说，娱乐圈出了什么事，去吐槽他，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洗白了，大家就忘记了。但是对于英雄来说，我们二月会记得，四月了我们还是会记得，我们永远都会记得。
离开中心医院，我把导航定位在汉口殡仪馆，离中心医院大概有20公里。殡仪馆附近有一个后湖，迎春花开得正好，我停下车，拍了一张风景照。
每个街角都会遇到一缕阳光
我是武汉女婿，但来得不多。记得有一年春节老婆回武汉过年，我因为初一要值班，老婆气鼓鼓地自己走了。想想确实有些年头没去武汉了，丈母娘新买的房子都一次没看过。大过年的，不能惹老婆生气，就买了初二的火车票，上车前才告诉老婆，说好第二天早上来接站。出站时接到老婆电话：我们在出站口，怎么没见你出来？你是买的七点到站那趟车吗？以前当记者时，扑空的事没少遇到。交给你的事没拿下来，就是失职。不过这次在除了给医护人员拍肖像是硬任务，其它的拍什么、怎么拍可以随心所欲，我并没有发稿任务。昨天上午，听说河南医疗队撤离。快到驻地的时候，又听说不走了。我就掉头回到刚刚经过香港路时一眼瞥到的雕塑，吸引我的是三个雕像都带着口罩。当天阳光明媚，对于街拍并不是最适合的天气，很多细节容易隐没在阴影中。如果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场景，我会死等。这也是为什么摄影师一般喜欢独自行动。有人陪的话，他可能会不停地问“您拍好了吗？您在等什么？”之类的问题，我一般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可能就是等那个不期而遇的惊喜吧，但到底是什么，自己也说不清。在雕像下站了有两个小时吧，直到一个穿雨衣戴墨镜的女孩出现在我的镜头里，我才挪窝。
如果没有拍摄的饥渴，即便在一个地方呆上一个月，可能什么也拍不到。当你进入拍摄的状态，大脑、眼睛、耳朵时刻都是打开的。想起那天开车在路上，坐我旁边的李舸一边接电话，一边示意我停下。车上人不明就里，等他放下电话，指了指来的方向，我才发现，刚路过的隔离酒店上的三个身穿防护服的志愿者和酒店门楣上的雕像构成了一个挺有意思的画面。你以为他在专心打电话，实际上眼观六路。曹旭说，主席眼睛真厉害。我开玩笑说，要不怎么能当主席呢。取车的时候，远远看见空中一块红布在春风里摇啊摇。脑子里突然蹦出一句歌词：“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透过共享单车摞成的隔离墙，可以看到孩子们在小巷里打羽毛球，大妈们在一米阳光里聊天……在拍照片的时候，一个中年人到这个小区找人。他说你应该到那个高角度拍，不过那块红布挡在那里不好。我过去看了看，果然不错。我说，您是高手啊，不过就是这块红布才把我引来的。他告诉我姓肖，在医院当保安，80多岁的母亲因肠梗阻住院，感染了新冠病毒，已经走了。他说，老人走的时候，没有人送，可能疫情结束以后，殡仪馆会把骨灰还给我吧。讲到这些，老肖平静得好像在说别人的事。从社区出来不多远，看到一家名为“小李飞刀”的锁店开着门，妈妈在教5岁的小儿子写字。店主告诉我，他从重庆来武汉已经二十几年，本来打算腊月二十九回老家过年，封城以后就留下了。社区给他办了通行证，谁家打不开锁了，他就上门服务。从香港路再转过来就是长江日报路，盛开的鲜花让我意识到，武汉已经被春天装点得那么美了。旁边除草的园丁告诉我，这是野樱花。武汉数武大校园里的樱花最有名，前些日子到了校园门口，说什么也不让进。我问野樱花和东湖边的樱花有什么区别？他说，就像你们用的相机有贵贱，樱花也一样。我觉得野樱花也挺好看，间或有些骑着单车的医疗队员从樱花下经过，就显得更美了。外地的医疗队正在陆续撤离，来了这么多天，他们还没来得及看看这个城市吧？而对于多数武汉人来说，花开仅数日，再见又一载。我在前面的小文里讲过志愿者小侯的故事。查查地图，离他工作的社区不远。开车也就几分钟，小侯果然在。他们正在社区门口为居民分爱心菜，10斤10块钱，整整齐齐码了一地。他告我，老朱今天要搬过来。老朱是我前几天偶然遇上的“街头歌手”。小侯的公司在这个小区租了员工宿舍，上次看到老朱居无定所就主动让老朱搬来一起住。我那天晚上给老朱留言：小侯是个好孩子，有困难就找他，别客气。他回，大丈夫不为五斗米折腰，就不再麻烦别人了。
其实老朱算个“文化人”，除了唱歌，写诗、作画、书法都有几把刷子。谈起几个大学毕业的孩子，语气中带着自豪。他活得挺有尊严，在街头唱歌总是穿得体体面面，发型一丝不苟，唱的也都是那些正能量的歌。我想，这次他肯开口，一定是真遇到过不去的坎儿了。小侯原打算骑电动车把老朱接来，但我想他在武汉打工七、八年了，东西不会少。我就给老朱打了个电话，果然正犯愁呢。我开车找到老朱的时候，他正坐在街心公园的长凳上，杂七杂八的家当摊了一地。在车上告诉我：他原来做过护工，后来在附近的地下商城当保安，疫情开始后公司歇业，但工钱一直没有拿到，就打了市长热线，还真起了作用。今天公司补发给他一千多块钱，但是要签字画押，保证以后和公司再无瓜葛。原来勉强能遮风避雨的商城地下通道也不让住了。没办法，只得求助小侯。小侯公司租的宿舍就在居民楼里，其实房间并不算宽敞。小侯让老朱和自己住一个房间，被我劝住，客厅有床，已经比睡地下通道强太多了。再说，疫情还没解除，分开住也是对各自的保护。把老朱安顿好，小侯带我来到九层楼的楼顶，没想到那里有个漂亮的屋顶花园。前几天一直和小侯在一起的女孩小彭也在。夕阳西下，微风习习。我说，这地方很适合谈恋爱啊。小彭递给我一罐百威啤酒，我才想起，早上只吃了一个小侯上次送我的包子，一天也没觉得饿。从平台上可以俯瞰老汉口的街区。多年前的汉口，给我的印象是破旧的，现在仅存的一些里弄被漂亮的高楼围了起来，落日的余晖从楼宇间穿透，老房子被笼罩在阴影里。屋顶上有人在来来回回地散步。我和小侯说，你明白动物园的老虎为什么在笼子里转圈了吧？小侯告诉我，他们昨天分活鱼一直忙到夜里两点。除了我们所在的这栋楼，其它的老房子都是没有电梯的，老人们下趟楼不容易，志愿者们就把鱼送到每一户老人家。我们那天在红钢城社区，活鱼也是晚上才送来，志愿者们担心放坏了，就打着手电挨家送。回到旅馆，我看到小侯在朋友圈发的内容挺有意思。人都是有了选择之后，才变得挑剔。大家都不容易，互相理解吧。昨天晚上，老朱给我发来一首他前年中秋夜在武汉四环外的偏僻岗亭值班时写的小诗：“夜岗赏中秋，别样上心头，浊酒残月心，人间聚离愁。儿时月如勾，心儿荡千秋，今夜胜似盘，老泪湿衣袖”。虽然不怎么押韵，但也写出了当时的心境。同时，老朱又是千恩万谢的。我说，谁没遇过点困难呢？大家搭把手就过去了。要谢就谢小侯吧。疫情期间，有谁愿意把一个陌生人接来和自己同住呢。这个男孩，真是有着金子一般的心。
深海月光
3月17日
前两天，我在公号发了一篇《奇遇记》，就有朋友留言问，有没有“之二”。好吧，那就换个文艺一点的题目，要不显得我读书少。其实，在武汉你和每个人聊，谁没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呢？既然是奇遇，自然是不常遇到的事，下面说到的几个人分别都在不同的地方偶遇了几次，真的是那种不期而遇，在大武汉你说这种概率有多高？也可称奇了。见到他是十几天前的傍晚，我正和陈黎明在长江大桥上拍照。桥上人车稀少，偶尔经过的路人也是行色匆匆。就见一个骑着共享单车的年轻人，把车扔在地上，用手机拍沿江两岸的景色。他是那天我们遇到的唯一有闲心停下来看景的人。他个子不高，头发挺长，又戴着口罩，我甚至没有看清是男孩还是女孩。我转了一圈打算回去，远远看到黎明和那个年轻人在大桥另一侧聊上了，直到走近，我才看清年轻人口罩边露出的连鬓胡子，他说已经40多天没刮了。本想过来招呼黎明走人，听着他轻声细语的讲述，感觉是一个挺有故事的人。
他以前在武汉上学，现在生活在青岛。封城前到武汉办事，就滞留在这里了。其实他本可以离开武汉，但他选择了留下来。“不后悔，现在不也好好的嘛。如果当时回去了，车上车下人来人往，感染的几率相较而言反而会更大一些，留下来家人也会更安全。”他现在住在一个快捷酒店里。本来想做志愿者，至于为什么没有做成，他并不愿详说。黎明问他，疫情结束后，最想做的事情。他说，想换一身衣服。我们这才发现，他身上的短大衣已经被消毒液喷花了。感觉他与我们聊天时若有所思，有意和外界之间隔着一层。他说，你们需要了解什么情况，我都可以提供，但不要把我的照片登出来。分别时，他主动加了我的微信。回去翻看他的朋友圈，发现他乐衷于山水，喜欢写诗，喜欢拍照，喜欢听歌。他记下了封城当天的心路历程：“1月23号封城当天，气氛陡然紧张起来，一瞬间街头就没人了，只有零星两家商店在甩卖商品，但没有人。回到宾馆的路上，只有一位老人，坐在石头上，整个司门口都静悄悄，连针掉地上都听得到。我走过去问他，大爷外面很危险，您不回去吗？他说回去，但支支吾吾、欲言又止的，我就把身上的现金都掏给他了，他起身就要握我的手。我说大爷您一定要平安，他眼泪就要流出来的时候，我说了句珍重，就走了。其实那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否扛过此劫，因为从车站回来前，看到那些争相出城的人，很多人慌慌张张、眼睛通红，有的在流眼泪。当时传言最坏的结果，是放弃武汉这座城市。”这是一个内心丰富，敏感细腻，但是纯净善良的男孩，他沉默地游走在武汉的各个角落，记下一段话，写下一句诗，拍下一张照片或一段视频，他用这样的方式和自己对话。在一个流浪汉卷曲在路边座椅上睡觉的照片后，他留言：“放了一瓶牛奶，一个鸡翅根，在他睡椅下，希望他醒来的时候能看到。”在初开的桃花照片下，他写到：“花开了，给花敬了杯酒。愿疫情早点过去，满城春暖花开，迎着阳光仰躺在花丛下，看飞鸟飞过枝头，蜜蜂采着花蜜。”2月23日，武汉封城的整整一个月，他来到长江边，留下“浩瀚长江、孤影相伴的感叹，配的音乐是香港的经典老歌：人生于世上有几个知己，多少友谊能长久。我想写写他的故事，但他在微信里留言：“记者大人，您和您的同事，不要发我任何照片吧，只当聊天不当采访哈。”我答应了，相信错过这个，还有下一个故事等着我。这样我就把这件事放下了。没想到几天后，我在洪山体育馆拍完最后一个方舱医院封舱，到停车场开车时，在路口又看见了那件被消毒液喷花的短大衣，没错，是他。他骑在自行车上，一脚撑地在查手机地图。我过去打招呼，他告我，听说毛主席故居有限开放了，想去看看。我对这个信息表示怀疑，他还是坚持想去碰碰运气。我看到他说话的时候，不时往上拉着口罩，原来戴得次数多了，带子已经松了。我就说，等我得空的时候，给他送点口罩，顺便带些食品。从方舱医院出来，我看天色还早，就又开车来到汉口吉庆街。每次路过街头“大排档”雕塑群时，我都会下来转转。多数时候空无一人，而那天看见两个身穿防护服的志愿者在休息。我上去和他们聊起来。男孩姓侯，山东人，因公司业务到武汉出差，也滞留在这里了，就选择做了志愿者。他和本地志愿者小彭刚刚为老人买完两大袋食品。小侯阳光开朗，乐观健谈。他们公司是做后厨管理的，前一天还在营业，22号接到要停业的电话。他本来买了初三的票，22日当天也是可以走的，但担心路上交叉感染，就选择了留下。他说：“武汉开始封城的时候，没有像现在这样封闭社区。2月8日，我跑到30多公里外的蔡甸区的一个物流园做了志愿者。干了20天，听说那个物流园要被军队接管。而汉口这边的朋友说小区已经封了，我就骑个自行车想回来，一路上遇到七、八个检查点，查工作证明，我又回去开了证明。回来后在家躺了两天，就找到社区书记问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就这样做了社区志愿者。给我安排的是晚上8点到12点值班，但一般白天都在社区呆着，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喊我一声就行了。每天的工作就是看门、消毒，看到隔离设施坏了，反映一下。所在的球新社区老人比较多，为他们帮帮忙，跑跑腿。比如买药、送菜、送水果之类的。有的老人特别想吃饺子，我们就想办法买到。”我和他提起前面遇到的男孩想做志愿者的事，小侯很爽快地说，您让他加我微信吧，我们公司这里有宿舍，他可以搬过来住。我拍摄的陕西第四批援鄂医疗队驻地离小侯工作的社区不远，再过来的时候，给小侯他们带了一些防护服。他们每天接触的人多，防护服都是穿几天才能换一次。又过了几天，我在街上瞎逛，就听有人叫我：“叔！”一看小侯和小彭骑着电动车，依然驮着一大包东西。小侯说：“刚给老人买的包子，还热着，您吃一个吧。”一个月没吃过带馅的东西了，我说：“你告我卖包子的地方，我自己去买。”后来，小侯和我在大桥上遇到的男孩也联系上了，后来我才知道男孩姓马。小马说：“刘叔：武汉好像要不了多久就解封了，回北京前，提前说一声哈，我和侯哥送送您，这段时间有什么需要的地方，我马上就到。”我没有再提想写他的事，但他经常会给我发些他写的文字和影像。他说，刘叔，我开始不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您想写就写吧。前几天听说在我们宾馆住着的一位司机感染了。昨天上午安排我们外地来武汉的摄影师做CT检测，大家都正常。我们给4万余名医疗队拍肖像的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估计也快回北京了。昨天下午没什么事，我带了点吃的，开车去接小马。听说沃尔玛开了，就想先带他买件衣服，天气转暖，他穿了50多天的棉衣也该换了。但是沃尔玛需要志愿者集中采购的证明才可进，我们就一起来到与小侯他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小侯和小彭带了三大袋包子，我们谈天说地，真是来武汉以后最放松的一刻了。刚聊到前几天在附近唱歌的老朱，就听到背后有人说：“一听声音就知道是刘哥！”我回头一看，说老朱，老朱就到了。那天听老朱唱完歌，我把医疗队刚送给我的一箱方便面给他了。好像冥冥中有人安排一样，在武汉萍水相逢的几个人，几个好人，就这么凑齐了。在大家的鼓动下，老朱拿出随身携带的话筒和迷你音响，唱了《让我欢喜让我忧》。原本素不相识，信任和良善让我们认识了，走近了。他们中有的人自己也处在暂时的困顿之中，但他们用心温暖了比自己更困难的人，在灾难面前展现出人性中最可贵的一面。有所想就会有所见，我们看到的，只是我们想看到的样子。你相信什么，就能看到什么。当你试着用美好的心去打量世界，世界也会变得好看一些。这时候华灯初上，街上空无一人。淡云遮月，但难掩其光。我想起，小马在我的图文后引用的台湾绘本作家几米的话：“我们在冰封的深海寻找希望的缺口，却在午夜惊醒时，蓦然瞥见绝美的月光。”
奇遇记
我在拍照片时，头脑中经常会有一些设想。比如你希望一只飞鸟出现在你的画面里，也许它就真的出现了。当然，不能凭空想象，得先看到了鸟在附近盘旋，总不能期待闯进画面的是一只老虎。多数时候，想象的画面并不会出现。但如果没有预判，你一定拍不到那只鸟。所以说，虽然摄影看到才能拍到，其实更多的时候是想到才能看到。 有些事情，就是再丰富的想象力，你能想得到开头，也猜不到结尾，但就是发生了。有人说，摄影如奇遇，那是因为生活永远比想象得更神奇。 如果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画面，我会先拍下来，期待下次更好。通常只要有可能，我会再去。小东门立交桥我就先后去了三次，是因为那个桥上立着“黄鹤楼”，特别有符号性。 但置身桥上，是拍不全桥的。我发现有一座铁路桥高过立交桥，是个理想的拍摄位置，但怎么上去呢？有时事情就是这么巧，我在拍照片时，余光扫见铁路桥上确实有个人经过。我从立交桥下来，沿着铁道的走向转悠，一个土坡上似乎有攀爬的痕迹。我爬上去果然可以穿过铁丝网的破洞，走到铁路上。 这是一条废弃的铁路，路基高出地面一二十米，沿路而行，正好可以俯视铁路两边的社区。我的好几张还算过得去的照片都是在这条铁路上拍的。昨天，李舸看了我发在公号的文图，说你这些照片在哪淘儿的？我挖地三尺也要找到。我答：打死我也不说，哈哈哈。 那天正沿铁轨溜达，天下起了雨，一个撑伞的黑衣人手里提着一袋食品，远远走过来。当我们在铁轨上错身时，他开口了：“你是记者吗？” 我把中央指导组宣传组发的新闻采访证亮给他。他看了看说：“你这个证不会是假的吧？你是不是外国记者？”我答：“有中国话说这么好的外国记者吗？”他也笑了。
我问：“你住在附近吗？铁路两边都是封闭的，好像进不了小区。”
我本以为，与他的交集到此为止。没想到，半个小时后，我看到几十米外，有个一面已经坍塌的道房，一个人正在旁边的铁轨中间升火做饭。慢慢走近，那人也发现了我，提着锅向我走来，原来还是前面遇到的黑衣人。接下来的回答，让我汗毛竖了起来：“我是从牢里出来的。“说着，从兜里掏出一个小夹子，抽出一张纸。“你要不要看看我的刑满释放证？” 几天后，我的强迫症又犯了。给第四批陕西援鄂医疗队拍完肖像，天色已暗，我想起那个从牢里出来的男人。我本不想打扰他的生活，也不希望他的清晰形象暴露在公众面前。理想的画面是：暮色四合，只有一点点光亮从道房透出来…… 我再次走上那条铁轨，四周黑黢黢的，死一般寂静，只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和踩在枕木上的脚步声。大概走了一公里，再次看到道房，我放轻脚步，接近目标。 想象中的画面并没有出现，从道房敞开的一面望过去，似乎没有人在里面，也许已经搬走了吧。正打算离开，就听到远处传来说话的声音，我立马坐在距离路基十米左右的石堆上，用冲锋衣裹住两个相机，背对着铁轨，一动不动。声音越来越近，能听出是两个人。他们在道房边停下来，继续说着什么，在静夜里显得声音很大，但我一句也听不懂。 似乎并没有被发现，我松了口气，起身猫腰，放轻脚步，在烂石堆走了几十米。前面就是铁丝网，我不得不回到铁轨上，快步往回走。要命的是，我感觉远处有个黑影也跟过来，我不敢回头看，心想是不是错觉啊。本来一个枕木一步，并成两个枕木一步。但那个黑影也似乎加快了脚步，越来越近。我确认，真不是错觉。就在我想跑起来时，后面响起一个声音：“前面的停一下！” 我脑袋嗡地一下，心想完了！真是冲我来的。事已至此，也只得停下来，转过身发现，跟上来的并不是“牢里出来的”那个人，不过看起来更加凶悍，能闻到身上有点酒气。他点起一支烟，打量着我的相机。我赶忙解释，只是在附近转转，一张也没有拍你们。我给他看相机回放，那天确实一张照片也没拍。 他却并不在意，接下来的话，再次出乎意料：“我想和你反映点事，能不能采访我？”我点头如捣蒜：行！行！行！ 他让我跟着他去住处看看。到这时，我才彻底放下心，我们边走边聊，他说话颠三倒四，再加上一口湖北话，我只听出他姓李，住在铁道下面，黑衣人坐了5年牢，释放后赶上疫情，没地方去了。他就经常带点东西上来接济。今天，黑衣人要到他住的地方，警察说什么也不让进。 快走到他住处的时候，见到了正在值守的警察，老李拉着我找警察理论。警察对老李的情况很清楚。他原来在武汉打零工，住在这边一个空置的洗车房里。平时，警察会给他送一些口罩和盒饭。不知道怎么遇到了那个刑满释放人员。今天，老李想让黑衣人搬过来一起住。警察考虑到两个人挤在一起很不安全，就劝阻了。今天他和所里反映了这个情况，所里来人已经处理过，那黑衣人家在洪山区，警察可以把他送回去，愿意接受救助，也可以帮忙安置。警察和老李说，你安安心心地把自己照顾好就行了，其它的事交给我们来处理。老李的酒似乎也醒了几分，不停冲警察作揖。
武汉，世界欠你们的
49986，2430，这是截至今天武汉新冠肺炎确诊和死亡的数字，冰冷的数字背后是多少个家庭的担惊受怕、忧心如焚、生离死别。今天武汉新增确诊病例是8，今天也是武汉封城的第50天。尽管疫情仍在世界蔓延，但近千万武汉人以及滞留武汉外地人的硬扛，最大限度地把病毒闷在了武汉。千千万万无辜的普通百姓别无选择，但如果没有他们付出的巨大代价，后果更加难以想象。
3月10日，最后49名患者从武汉洪山体育馆方舱医院出舱。至此武汉所有方舱医院休舱 刚来武汉时，我的公号曾讲过一个租车行小伙子的故事。当他得知我们是来给医疗队医护人员拍照的，就说了一句话，这么多人来救武汉，我不收你们的钱了。然后让我们把车开走了。后来，他在微信里给我转了一个帖子，里面提到“当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这样评价：‘我们要认识到武汉人民所做的贡献，世界欠你们的。当这场疫情过去，希望有机会代表世界再一次感谢武汉人民……’这段话让翻译小姐姐几度哽咽”。 被当作瘟疫一样躲避的武汉人感恩帮助他们的人。其实我们更应该感恩武汉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太难了“成了流行语。太难了！武汉人才真是太难了。 封城，史无前例。事实上，不仅仅是把进出武汉的通道封了，而是无数堵隔离墙把每一个社区都封了。千万人口的大城市啊，当绝大多数居民们的基本生活需求解决以后，一些特殊困难如果不是亲身遇到，外人很难想象。哪怕做100个预案，也无法细到每一个个体，一些不起眼的小事，对某些人来说，可能就是横在面前的一座山。 武汉老旧小区多，很多家庭做饭还在用罐装液化气。刚到武汉我就发现在北京很少见到的现象，电动车后面驮着五、六个液化气罐，穿行在大街小巷。那天在江岸区兰陵村小区门口，我看到送气罐的师傅正在和门口的志愿者交涉。原来小区规定外来电动车不允许进小区。师傅只能扛起30公斤的罐子，一趟趟爬楼梯。没有这些可敬的师傅，一些家庭就可能开不了火。 汉口中山路两旁手机店众多，但基本都大门紧闭，只有西门子银行旧址旁的一家小店还开着，铁栅栏门里身穿防护服、戴着志愿者袖标的技师看到我挂着相机，赶忙解释，他是为医疗队服务的，只是偶尔帮居民解决一下困难。这种情况，我遇到好多次，估计担心我们是暗访人员吧。那天我到一家开着门缝的小店买点生活必需品，东西已经快递到手上，老板见到了相机，说什么也不卖了。门外中年男人告诉我，他的手机坏了，无法与家人联系。家住汉阳，走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这家小店。手机换屏要400元，他用手机扫了300，又掏出100现金。 一些特殊群体所遇到的难处，正常人无法体会。在一元街附近，我看到一个小伙子围着隔离墙转悠了半天，最后站在电动车上，向墙里张望，估计是找什么人吧。我和他打招呼，他对我比手势，才发现是个聋哑人。健全人打个电话或者吆喝几声就能解决的事，对他来说却成了难题。 对于老人们来说，日子就更加艰难。武汉大量的医疗资源被用在救治新冠肺炎患者，但这不意味着其它病就不会找上门来。在武汉市中医医院门口，遇到一位男子正给老母亲身上喷洒酒精。老人90岁了，因肠胃病来医院。武汉的公共交通都停了，他们只能等待社区派车接送。 一次在街上，四、五辆救火车呼啸而过。我们跳上自己的车，跟着来到一个老小区，好在火情并不严重。这片巷子非常狭窄，一边房子伸出去的晾衣杆，几乎能够到另一边的窗子，加上通道被堵死，一旦发生火灾，后果不堪设想。一位老人听到救火车鸣笛，担心受到波及，不知怎么从隔离墙里翻了出来。我们看到他时，正试图踩在墙外的电动车上爬回去，试了几次只能作罢。我们和他聊了几句，他说当年因为做好事，腿断了。问他有什么困难，他说，家里没钱用了，但是银行已经两个月没开门。我掏出身上仅有的一百元现金，老人说什么也不要，一瘸一拐地走了。 还有很多滞留武汉的外地人，原来在这里工作的人还有固定的居所，那些临时来办事、旅游的外地人，住宿、吃饭都成了难题。有关方面已经在尽力帮助他们，设立安置点，提供生活补助。但要全覆盖难之又难。今天为陕西第四批医疗队拍完肖像。我又转到吉庆街口“大排档”群像旁。这个地方我来了不下5次，因为这个群像让我想起了那场著名的“百家宴”。恰好，又遇到50岁的老朱在这里唱歌。昨天，我去给偶然碰到的两个志愿者送防护衣，远远传来的歌声，让我误以为是广播里放出来的。就循声在附近的广场上找到“歌手”。他告诉我，他是襄阳人，现在和一个流浪汉和打工的住在一起。他从小喜欢唱歌，手机里存的几百首歌都会唱，还会豫剧、黄梅戏、越剧。但他一次也没有去过歌厅，只喜欢在街头唱。说起很多人与他合影，老朱满脸自豪。现在街上再也没有人听他唱歌了。不过，通过他随身携带的小扩音器，歌声在寂静广场上空飘荡，好像整个城市都能听到，让人有一种超现实的感觉。 最难的恐怕要算有新冠肺炎患者的家庭了吧。我在一个小区里看到，门洞口贴着“发热门栋”字样，门外堆满自行车，这样的隔离比物质的短缺更让人唏嘘。也许做是出于防护，但可以想见，病人的家属要承受多大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打击。 人是社交的动物，一位哲学家说过，喜欢孤独的人不是野兽就是神灵。当市民与外界的联系被人为阻断，城封了，人也要疯了。心灵的创伤，不会随着解封而立刻消散。 50天，武汉人硬生生熬过来了。他们显示出令人动容的坚韧、耐性、乐观……
各个社区组织起来了，建立各种朋友圈，集体采购日用品。平日可能并无交集的邻居，守望相助，抱团取暖。 无数武汉人和滞留的外地人冒着感染的更大风险，报名成为志愿者，为居民服务。 武汉人即便有再大的怨气，也是应该的。但是，我看到对于限制人们行动自由的警察和社区工作者，武汉人表现出极大的理解和宽容。 武汉的街头空空荡荡，快速疾行的快递小哥，保证了近千万居民的基本生活供应。 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能见到身穿橘黄色工作服的环卫工人。在武汉的20天，我没有看到任何一处垃圾堆积如山、污水遍地横流的现象。他们为这座城市保持了体面和尊严。
这些天，武汉的樱花开了，摩肩接踵赏樱的盛景不在。但春天毕竟来了，梦靥总有醒来的时候。武汉方舱的最后一批患者已经出院，新增病例离清零不远了，曙光初现。但是，当人们回望这场灾难的时候，永远不应该忘记武汉人付出的惨痛代价。 3月10日，李女士随最后一批患者从洪山体育馆方舱医院出院，她的父母仍住在火神山医院
武汉围城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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